1958年创建于古都咸阳的西藏公学（后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是我认识和接受现代教育的开端，它也是我最早的母校。对于母校，我有着忠诚而又别样的赤子情怀。在建校两年之后的1960年，我便从藏北草原深处的一所古寺中，脱去袈裟，先走路，后骑马，再坐车，最后乘火车，历时两个多月，行程近3000公里才来到这所学校。这一年，我仅仅13岁。

  我刚进校时，学生中有年近40岁的，也有十二三岁的。有的学生在学习小学课本，也有学生在攻读大学课程。有许多学生是刚放下牧鞭的放牧孩子、是刚离开农舍的放猪娃子，也有刚脱下袈裟的喇嘛，还有的是从县级领导岗位上来到学校上学的。你说，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据统计，50年来，这所学校共培养了3万多名各族学生。在西藏民族学院40周年校庆的时候有过一个统计，当时西藏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干部中，三分之一是这所学校培养的。而西藏近半数地厅级领导干部，教育、卫生、科技战线相当一批学科带头人也出自这所学校。你说，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可谓是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这是我们每一位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的骄傲，这是母校的光荣，我们为母校自豪！正是我在母校几年的学习和生活，让我真正认识了现代教育，让我真正懂得了人生的哲理，也让我对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索。

  西藏公学不仅是我接受现代教育的起点，也是我人生历程迈出的第一步，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进入西藏公学之前，我几乎没有接触过汉语，连一句汉话都不会讲。到学校后，我开始学习汉语拼音，从汉字“你、我、他”、“吃饭、睡觉”开始学起。筹建不久的校舍算不上富丽堂皇、宏伟壮观，但简朴大方、干净整洁。闪着亮光的黑板，乳白色的日光灯，厚重崭新的红木课桌，创造了优雅清静的学习环境。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师生每天一律只吃两餐，玉米、红薯、槐树花是主食，大米、白面只能偶尔吃上一次。有一个现象至今难忘，那就是学生食堂的伙食比教师食堂的好，校长、副校长经常和学生们一起吃。

  我还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姓倪，他个子颇高，走路极快，威仪俨然。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同学们都有点怕他，白天见到他都要绕着走。但他严厉的外表下包裹着的却是一颗对学生慈祥的爱心，当夜幕降临、学生们入睡之后，他就挨个到学生宿舍查铺，轻轻地把同学们踢开的被子重新给他们盖上，把慈父般的大爱深深地融入这悄然无息之中。我们的汉语老师姓陈，他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藏语，他相貌堂堂、衣冠楚楚，并且能歌善舞，据说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过来的。所有同学都特别喜欢他，他对同学们从学习到生活都关怀备至，哪个男生的头发长了，他就帮着理发。甚至在冬天有同学被冻出了鼻涕，他也会过来帮你轻轻地擦掉。他们是父亲吗？不是，他们是母亲吗？也不是，但他们胜似父母。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他们的人格平凡中流淌着高尚，他们的情感严厉中饱含着挚爱，他们的作风朴实中透露着硬朗。他们就是我们最为可亲、可敬、可爱的人，我们永远尊敬他们、爱戴他们、想念他们。至今，他们和颜悦色的音容笑貌依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就我个人而言，有一个老师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姓赵，教写作。他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能写小说，有人说他是作家，我对此倒没有考证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很欣赏我的作文。每次把全班学生的作文批改完后，就在课堂上亲手发给每一位学生。他先发最差的，依次而下，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发。作文后面他都写上评语，一般写上差、好或是鼓励几句。最差的和最好的，他都写上详细的原因。我和一位女同学的作文经常是最后发，有许多次他亲自将我的作文朗读给全班同学听，有时他还把我的作文从作文簿里撕下来，连同评语一道贴在教室的墙上让大家看。当时也不知是出于上进心，还是出于虚荣心，反正是老师这么一捧，我可来劲了。3000个单字还没有塞满我那小小的脑袋，就到图书馆借来《红楼梦》、《家》、《春》、《秋》等名著，半通半不通地阅读，梦想着将来当个作家。因为作家这个称谓对我来说，是那样的高贵，是那样的神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两字就似灯塔、就似航标，一直引领着我不断进步。从此，写作成为我最大的爱好。我至今不敢以作家自居，可我始终仰慕那些为中国文坛树碑立传、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推波助澜的作家。

  ——选摘自《绽放吧，雪莲花》中的《忆母校》一文，此文主人公丹增历任西藏日报社记者、记者站站长、采通部副主任及主任、副总编辑、西藏日报社驻山南记者站站长、西藏日报社总编辑办公室副主任、西藏日报社副总编辑，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等。现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西藏商报》2011年6月10日第3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