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藏族学者的人生追求
——记西藏民族学院藏学研究专家索南才让
本报记者 李发伟 通讯员 严寅春
藏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一个藏族知识分子，研究和传承好民族文化是我一生的使命
——索南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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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南才让教授指导学生学习藏文 |
一个用一生去探究很少有人敢问津领域的人，他的心中该具有一种何等厚重的信念和执著！
31年前，一位17岁的藏族少年，走进了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也许谁也没有看出，这个来自青海湖畔的农村孩子，会成为改变中国藏传佛教传承和弘扬路径的核心人物，更没意识到这个敦厚的少年，会成为研究中国藏传佛教的泰山北斗。
在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留下的都是令人惊叹的成就。
在认识他的每一个人中，闪烁的都是敬佩的目光。
金秋时节，记者探访了西藏民族学院藏学研究专家索南才让，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
“我是藏族，我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些精华挖掘和展示出来！”
佛教自公元七世纪正式传入西藏后，对藏族的哲学、伦理学、文学、建筑、绘画、医学、天文历算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至今，藏传佛教文化在西藏依然发挥着一定的社会作用。可以说，藏族历史就是一部宗教史。
如果我们把藏学研究领域比作一艘巨型航船的话，那么，藏传佛教无疑就是驱动这条巨舰乘风破浪的核心动力。
索南才让在中外藏学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堪称顶尖人物。可对他的采访却是一次“艰苦”的历程。先生是个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从不注重个人宣传和包装，是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人。
“我就想一心一意搞自己的学术，这辈子实实在在干几件事，对得起时间，也不白来这世上一趟。”先生笑着打开了话匣。也许因为记者是他的学生的缘故，先生说起话来少了很多的排斥。但即使是这样，先生还是反复嘱咐我不能写半句大话、假话和空话。
其实，先生痴心于藏学研究，绝不能用“兴趣”两字来诠释，在他的内心，有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梦想。正是这个梦想，先生将藏学研究视为一生的践约。
青海省乐都县早在西汉时就被称为破羌县，“南山积雪”映照的瞿昙寺，位于该县的瞿昙乡，先生年少时就生长在这座人称“小故宫”的古刹边，而这座藏传佛教寺院里生动描绘着的是释迦牟尼从降生到圆寂的生平经历。“上世纪60年代以前，普通藏族百姓只懂得自己民族的语言，而民族文字却极少有人掌握，寺院的壁画实在精美，可惜我不知道说的是啥啊？！”先生说起过去，言语中多了些许的悲哀和无奈。
然而，正是情感上的这种悲哀和无奈，先生年少的内心深处涌动着一团憋闷的“烈火”。这“烈火”让一个藏族少年的热血在沸腾，这“烈火”更燃烧着一个藏族少年渴望了解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激情。
“我是藏族，我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些精华挖掘和展示出来！”先生话语间脸色显得十分凝重。那时，先生正在高中读书。用先生的话说，这个梦想影响了他一生。
1979年，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北民族学院，并决然选择了很少有人触及的藏语专业。“这个专业不要说对其他民族的学生了，就是对从小说藏语的藏族学生来说，都感到非常头疼。”先生的话不无道理，历史上藏族曾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藏学原本为寺院文化，很少为外界所知，尤其是藏传佛教大多是通过寺院僧人师徒间的接替得以传承和弘扬，世人知之甚少，神秘无比。即使在今天，也少有学者敢涉足藏学领域的研究。
“这4年大学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在先生的记忆里，他最感谢的是他那严厉得近乎苛刻的藏文老师和5个高他一级的学长。藏文的意思很多，必须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方可理解，先生上课时仔细听老师讲授，夜晚在校园的路灯下背诵学过的每一篇课文，一本藏文字典从不离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着学，甚至连高年级学长都觉得他在学习上过于较真。《青年达美》是先生看的第一部藏文书，现在他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精彩篇章。
在大学里，先生不但学习了藏文，还学习了藏族的历史、文化等课程，老师评价先生是一个充满灵气而又意志坚韧的学生。可让老师更为惊叹的则是他大学毕业论文《六世达赖喇嘛生卒年考》。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专门对藏传佛教进行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也许连先生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这篇论文竟然让当时沉寂许久的学界不再平静。
但是，先生在写论文的过程中一个隐隐的痛始终萦绕在心头，大学所使用的教材是现代藏文，而古藏文和现代藏文在写法和字母构成上差别很大，很多深一点的经典还是看不懂。
1983年，先生在选择大学毕业工作去向时，作出了一个令老师和同学们极为震惊的抉择——青海社会科学院。
“藏学博大精深，要想学懂，绝非易事，我必须在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再学习，即使这个地方再艰苦我都愿意。”先生说起当初的抉择，语气异常刚毅。
也许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正是先生的这个抉择，中国藏学研究领域的许多空白点，注定不再是令人疑惑的“省略号”，换之而来的必是一个个完美的“句号”。
“在青海的历史上出现过宗喀巴，现在又出现了你，希望你能坚持把藏传佛教研究下去！”
如果说当初瞿昙寺立志是一个少年倔强性格的体现，那么，被誉为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就是先生真正踏入藏传佛教研究领域的圣地。
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降生地，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塔尔寺首建显宗学院，建立讲经开法制度，系统学习显宗经典，后又相继建成密宗、时轮、医明学院，形成正规的学经制度，学习密宗经典和天文、历算、医学等方面的知识，是藏族文化艺术的宝库。
“在那里我真正领略了藏族文化的浩瀚啊！”就连先生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来到青海社会科学院的工作竟然是整理塔尔寺的藏经，数以万计的有关佛学、藏族历史、文学、语言方面的文献图书让先生大开眼界。
一个风华正茂的21岁青年，抛弃了本该属于他这个年龄段的激情生活，每天盘腿坐在冰冷的地砖上，伴着昏暗的酥油灯，一页一页翻看整理着连老学者都难懂的藏经，这种寻常人10分钟都难以承受的坐姿，先生每天至少坚持六小时。春夏秋冬，万物更迭，不变的是一盏青灯燃烧着的炙热的求知欲。
一年后，一个年轻的学子走出了塔尔寺，除了满面倦意外，他手里还拿着一部20多万字的学术手稿《藏传佛教高僧传》和10多万字难得的经典经文笔记。此后不久，先生又开始用汉文翻译近百万字的藏文经典《六世班禅传》，踏入了前人少有涉猎的研究领域，推动学界深入研究六世班禅生平的进程，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弘扬路径，也从寺院僧人师徒间的接替，进一步走向学者以文本研究的形式。
可就在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先生却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1985年，先生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界泰斗任继愈，专攻宗教学里最难的佛教学。
“不了解西藏的宗教史，就无法了解西藏的民族史，更谈不上研究藏学了。”先生对自己的举动是这样解释的。
在北京学习期间，先生每天早晨5点就爬起来学习，晚上12点多了还在预习第二天的课，用他的话说，不这样下工夫就根本听不懂佛教学，再别说对佛教的思想、传承历史、传播过程、著名人物的学术进行深层次的学习和研究了。
然而，就在先生即将毕业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不得不离开朝夕相处的求学之地。
在北京做完脖子囊肿切除手术后，先生拿着“生命判决书”回到青海继续治疗。但让主治大夫无法理解的是，一个体重从140斤骤减到了90斤的重症病人，从不向他询问自己的病情，而是在病床上始终抱着书查资料写论文。藏文《六世班禅传》涉猎内容极广，修译这部经典，不但要精准地找出藏文相对应的汉文词汇，还要查阅大量的藏汉史料与之对证，先生的心思用在了这上面。
也许是天佑精英吧，被医生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的先生竟然奇迹般地病愈，这个折磨了先生近一年的误诊，也让先生8万多字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宗喀巴中论广释试析》，随着“点滴”的跳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宗喀巴在藏传佛教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在学问、修持等各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造诣，他所创的格鲁派至今为我国藏地第一大教派，正是缘于此，极少有学者敢闯入这一领域研究。先生的毕业论文开创了学界研究宗喀巴思想的先河，更开创了学界对历史著名人物哲学思想研究的先河，改变了学界一直只对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的现状。
任继愈老先生深情地对这个不善言谈的弟子说：在青海历史上出现过宗喀巴，现在又出现了你，希望你能坚持把藏传佛教研究下去！
研究生毕业后，先生大病初愈就参加了青海社会科学院觉囊派寺院调查课题小组。从青海果洛州到四川阿坝，一个多月，他走遍了沿途的寺院，访问了多少当地年长者连他自己都没法统计，整理收集了众多资料，翻译了《觉囊派教法史》。让这一派别的思想游离于藏传佛教之外千年后回归正统，让学界多年的学术争议彻底平息。
也就是先生的这次远行，注定青海社会科学院将痛失一位藏学研究奇才。
1992年2月，先生告别了在海拔2000多米的青海社会科学院，来到了海拔3600米以上的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在先生的心中，他已将藏学研究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他渴望深刻了解和认识西藏人文情况。
当年4月，先生在西藏寒冷的季节里，跟随研究小组宿羊圈啃冰雪，走了一个多月，全面调研了珠峰自然保护区人文情况，把一些史料记载不全或解释不清的情况进行了修正，并在此后的4年里，参编了中国第一部汉文《藏族大辞典》，翻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格鲁派教法史》的汉文译著，参译的80多万字的《西藏通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藏族历史和发展的巨著。
藏学由曾经鲜为人知的寺院文化，开始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所掌握，也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和探究，并走进了高等院校成为了殿堂文化！
“要带着感情去研究，绝不能带着信仰去研究，走极端是做不出真学问的！”
先生带的学生不多，心仪的学生也不多，这是先生心里最难受的事情。为此，他每年都有意识地在新录取的研究生中物色和培养人才，可普遍都是藏文和宗教史过不了关，这就意味着很难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宗教是一种文化，好的东西应该传承和发扬，最担心的就是年轻人坐不住，在其后会不会再有人研究啊？！”先生道出了他心里的担忧。
谁能想得到，就是出于这个忧虑，1996年，先生在他的学术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放下了自己探究多年已逐渐成形的诸多研究成果，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西藏民族学院当了一名老师。
先生是我国学术界能将藏文的佛教经典直接译为汉文的极少数人之一，也是当今能懂古梵文的极少数人之一。当年，先生的这一举动在学界引起一片哗然，惋惜声、挽留声，甚至请求声此起彼伏。先生说，他当时心痛得人都快疯了，可必须断腕舍弃，藏学研究后继无人那真是藏学的巨大悲哀啊！
先生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教学上，他倡导学术自由，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就某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先生从不刻意反驳，而是把深奥的知识简单明了地解释给学生，引导学生向深层面思考。但先生对学生的学术论文却要求得近乎苛刻，他能耐下心一遍遍指导学生修改，并提出新的建议。“在学术上一定要严谨、认真、细心，绝不能心存侥幸，更不能马虎大意，哪怕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教学16年来，30多个亲传弟子脱口就能说出先生的学术要求来。
让先生高兴的是，在他教过的学生中，已经有5人在向藏学的纵深研究领域挺进了。
“要带着感情去研究，绝不能带着信仰去研究，走极端是做不出真学问的！”这是先生多年的学术研究心得，也成了弟子们研究藏传佛教的指路明灯。用先生的话说，只有这样才能不禁锢自己的思想，才能客观、全面和公正地将藏传佛教的精华提炼出来。
在西藏民族学院，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最爱干的事就是看书，最爱去的地方则是图书馆，在倾力教学的同时，始终没有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承担了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的研究。
《西藏宗教与社会关系发展研究》、《西藏史》、《藏传佛教史》、《宗教文化与藏族社会》和著译的《西藏佛教诸派宗义》、《黄琉璃》等，就是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的。特别是所著的《西藏密教史》，使藏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由原来的师徒单传，成为广为人知的大众文化，揭开了藏学研究划时代的新一页。
然而，细心的人早已发现，此时，先生的研究领域已不仅仅是藏传佛教了，虽然出书不多，但涉猎了藏学研究领域的多种学科。学界高度评价先生，称其为藏学研究领域的多面手。
“他是一个严谨、谦虚、厚积薄发的学者，特别是学风堪称当今知识分子的楷模！”这是78岁高龄的老教授顾祖成，对只有49岁的索南才让的评价。
诚如顾老所言，先生是一个谦虚的学者，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傲气，每次出书都要送给学生一本，但从不在扉页上留言，他说，学无止境，相互借鉴，做精学问，比啥都好。先生有几部书是和别人合著的，虽然承担大部分写作任务，可署名时总把自己放在最后，仅仅是个参编而已。
先生学问做得好，做人也一样。“索南老师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人！”这是记者在西藏民族学院师生中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甚至连门卫提起先生来都赞不绝口。“我们在工作上很融洽，根本没有上下级的感觉。”年轻老师曹晓燕说起先生的为人来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一个在他人心中几乎没有缺点的人，该具有怎样的品格啊？！来到先生的家，他正在给妻子做饭，井然有序的家显得干净整洁，客厅正墙上装饰着精美的毛泽东词《沁园春·雪》。用学校女老师们的话说，索南老师是男人中的极品。
先生在妻子1993年得类风湿病后便承担了家里所有家务和照顾妻子的一切重任。在他看来干家务也是一种锻炼和调节，照顾好妻子是做丈夫的责任。在妻子的心中，丈夫是一个痴迷学术、淡泊名利、对他人极为宽容的人。“他这人心态特好，我跟着他很幸福！”先生的妻子卓永芳说起丈夫笑容满面。
“做事要问心无愧，遇事要多为他人着想，自己认准的路即使再难，也要咬着牙坚持走下去。”先生说起这些年走过的路，语气显得异常平静。
然而，这异常平静的语气凝结了多少的不平静啊，又有多少人能拥有这样的平静？！也许正是这份平静，先生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走得踏实而又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