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我读高中时，因为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老师发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考入厦门大学物理系后，继续在学习的同时，做党组织交给的工作。1951年初，为了抗美援朝，我在厦大报名参军，直接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习，为入朝随军翻译做准备。
1951年叶雪音跟随十八军进军西藏时的照片
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为了处理西藏的涉外问题，外交部开始筹建西藏外事处。在人员方面，外交部直接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调我与另外5名男同学到西藏外事处工作。同时，调西南外事处杨公素处长担任西藏外事处处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随十八军进藏，1951年从甘孜出发，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经过艰难行军，于11月27日抵达拉萨。依据当时的情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开荒生产，争取蔬菜自给，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学习藏语文，同时了解邻国动态，也为调查研究邻国情况积累资料。上述任务到1956年全部完成。
随后，我因分娩回到厦门。1957年7月休完产假，我和老伴谢均安返回西藏时，在西安恰逢汤化陶副校长在筹建西藏公学。他曾担任西藏工委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那时我们就认识。他向我们讲述了建校原因、目的后，说你们一个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一个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在学校工作能更好的发挥特长。我们心想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安排，当年放弃学习心爱的植物学，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后，又服从组织安排进军西藏到西藏外事处工作，今天当然也要服从组织安排。且据我所知，外事处与西藏军区联合调查，了解到中印边界约有二千多平方公里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印度还占领了中印东段我国领土九万平方公里，中段西段二千多平方公里。我们需要迅速培养藏族干部参与巩固国防建设边疆就同意到西藏公学任教了。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直至1983年9月离休。
1972年，叶雪音（左二）与预科老师讨论学员教材的编写工作。
西藏工委对筹备西藏公学十条指示的第六条是“学制6年；前三年以学文化为主，藏汉文并重，并学算术、政治常识，后三年加重政治比例，分科学专业”。1960年10月为了满足西藏建设的紧迫需要，学校要求用四年左右时间将汉藏双文盲的翻身农牧民子女的文化程度提高到高小水平，以便转入专业学习。当时我们自十八军的干部、中央民族学院和其它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在预科组成了20人的汉语教研组。教研组根据上述要求，计划通过四年的教学工作达到如下水平：能听懂汉语讲授的专业课，能用汉语与汉族同学交流；识汉字二千左右（内地小学六年毕业识字标准2450个汉字）；能书写一般的应用文。为达到上述目标，我们根据学生的实际自编教材，在教学上采用实物教学，如在教室内陈列注汉语拼音的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劳动工具、食物，让学生看实物，我们教学实物名称。情景教学，如布置医疗室，让学生分别饰医生、护士、病人按就医诊断、打针等程序进行教学。
我在中学和大学先后学习过英语和德语，在西藏工作期间在藏干校学过一年藏文，这样的语言学习经历培养了我对不同语言进行对比的意识。为了提高教学效益，我们对藏汉语进行了对比，找出主要差异，用于指导教学实践。例如，汉语有唇齿音f，有降升曲折调√，有量词，藏语没有；汉语动词在主语之后，藏语动词在宾语之后，所以学生会说“我饭吃了”，“他笔三有”；藏文是拼音文字，而汉字是形声字，形旁与全字意义有关，声旁与全字读音有关，因此，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识字和写字要记形旁和声旁，但是藏族学生没有这个概念，他们写字看一笔写一笔，结果不是多一横就是少一撇，字的构架不对；而且，汉语中有些字含有多种意义，学生在短期内很难掌握，例如“是”看起来很简单，却是学生的难点，因为这个字可以用来表示多种关系和多种含义：“我是学生”中的“是”表示归类，“他那天是没有上街”中的“是”表示肯定，“山坡上全是苹果树”中的“是”表示存在，“自以为是”中的“是”表示正确。
根据上述调查对比发现，我们决定打破常规教学环节和步骤，重新制定教学程序，自编教材，采用易于双文盲学生理解接受的直观教学和情景教学，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我们将教学分解为五个步骤：1.学汉语拼音；2.用汉语拼音学日常生活用语；3.学基字（构成汉字的形旁声旁）；4.学句型；5.学短文。
1.学汉语拼音
我们自编的拼音教材根据教学方式的改变有特别的编排，比如，许多拼读旁配有与其相关的实物图片，将拼读与其所指代的相关事物联系起来，让学生直接感受学习汉语拼音的作用，并且方便学生记忆。
我们还自创拼音教学法，打破先教声母后教韵母的传统方式，按照学生容易模仿的方式教拼读，比如先张嘴发“a”，然后迅速闭合双唇，自然发出“ba”，再借助手势发出“ba”的四个声调。为了强化拼音训练，我们在走廊、宿舍、操场等多处都贴满拼音图片，学生所到之处都会与拼音相遇，随时练习，教师可以随时检查纠正拼读。
2.用汉语拼音学日常生活用语
为了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内地的学习生活，我们自己编写了汉语入门教材，内容主要是生活用语和学习用语，例如“上课了，快进教室”，“开饭了，咱们到食堂去吧”。同时开展“大说大讲汉话”活动，每个同学都要汇报当天的所见所闻，学会用汉话谈家事，复述故事，鼓励学生与校内的小孩交朋友，说汉话。
3.学基字
针对藏族学生对汉字的构成不理解，写汉字看一笔写一笔的问题，我们专门编写了《汉语基字》教材，让学生领悟汉字是形声字，由声旁形旁构成，识字写字要先记住声旁形旁才能快速学会汉字，如：女、马、日、月、青……，构成： 妈、明、晴……
4.学句型
考虑到我们的学生是藏汉双文盲，讲解语法分析句型不现实，我们只能通过句型教学让学生领悟汉语构词成句的规律，照此说话才能正确使用汉语。我们按照动词谓语句、双宾语句、补语句、被动句、“是”字句、“把”字句……，这样的顺序编写句型教材，句式由简到繁。例如：“我是学生”“我是西藏公学学生”，“张老师教数学”“张老师教我们数学”“张老师以前教我们班数学”。这种循序渐进的句式扩展教学方法有效地纠正了学生按照藏语组词成句的习惯说汉话的毛病。
5.学短文
我们将思想教育与短文教学相结合，分二步进行，第一部分，我们根据思想教育的需要自己编写短文，内容涉及爱党爱国、民族团结、互帮互学、守纪律、讲卫生等内容。第二部分，我们根据培养学生阅读写作能力的需要挑选编辑短文，要求学生记日记、写自己、写家人、写朋友……，巩固运用所学知识。
我们的学生聪明好学，为早日成材，他们天未亮就起床在路灯下读书，为尽快建设新西藏，连入睡前数分钟也不放过，晚上躺在床上以腹为纸，以手为笔练习写字。
我们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称为“四同”。“四同”，让我们师生情同兄弟姐妹。在“同吃”中，我们教学生餐具名称、食物品称，学生讲述打酥油茶过程，在劳动中教劳动工具、操作动作，学生讲述收割青稞情景。中间休息或讲短小故事或唱歌。晚上睡前洗脚，八人围成一圈。用汉语讲述当天的学习，所见所闻的事。老师参加其中。我们闽南话中没有卷舌音和后鼻音，备课时，遇到这样的字，我都注上拼音。课下说话还是闽南话口音，学生听见了就说：老师“吃”是chi不是ci。我们的教师在与学生“四同”的过程中，甚至为学生理发，缝补衣物，照顾病人的时候，始终与学生并肩作战，讲汉语，读汉语，写汉语。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令人骄傲的业绩，学生四年完成了六年的学习任务，顺利进入专业学习，同时，汉藏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民族团结之花在西藏各领域结下丰硕成果，我们的学生成为西藏建设的栋梁。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学生始终惦记着自己的老师，有机会就回来看望老师，在老师生病期间想方设法带来珍贵的药材和补品。
阿里班学生卫色卓玛携全家看望叶老师时合影留念
我们的努力不仅为西藏民院创建了品牌，也得到了学界专家同行的肯定。1979年，在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经验交流大会上，我代表民院宣读论文《四年教学使双文盲学生达到相当高小毕业水平》，该论文公开发表，会后甘肃、青海、宁夏民族院校的汉语教师来我院参观交流。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成立，每年主办学术交流会，我连续三年参会交流，宣读汉藏语文对比方面的论文，被推选为该研究会理事。我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素未相识的中央民族学院著名语言学家、民族语言文学家、民族教育家、博士生导师马学良教授的肯定，马先生专门写信鼓励我：“读了你的大作，很高兴。我认为这个路子走对了。研究‘是’、‘的’字等出现频率高的词，对比教学很重要，尤其是民族学生，我们应当把汉语教学逐渐科学化，这需要下大功夫，你的做法已经开始了，希努力。”
如今我已年过九旬，回顾自己的教师生涯感慨万分，我常常为自己没有能够做出像样的成绩和漂亮的科研成果感到自责和遗憾，与父亲的期望和自己当年的梦想相距甚远。特别是，现在的语言学习软件和社交媒体随处可见，语言教学更加便捷高效科学，我们那些自创的“土办法”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正是我们汉语教研组这些来自十八军和重点大学的热血青年牺牲自我，奉献时间精力，在读拼音教基字，枯燥重复的操练中消磨了个人的理想抱负，在“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的浸泡式陪练中创造语言环境，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在没有外语院校的视听设备，没有国外TEFL和TESOL教学理论支撑的简陋条件下，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作者简介】叶雪音，福建省漳州市人，生于1928年3月。1951年元月在厦门大学生物系学习时，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德语。1951年，调入西藏外事处工作，1957年7月到西藏公学工作。曾担任汉语文教师，教研组长。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3年9月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