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有许多个第一次。有的第一次过后就忘了，有的第一次却是难以忘怀，经常想起。西藏公学时期的几件“第一次”，总让我牢记不忘。

我第一次给藏族学生上课

1960年9月，我来到西藏公学后，被分配到公学三部（那时学校不分系、科，设“五个部”）当政治老师。当时三部的学生是当年3月份从西藏招来的翻身农奴和奴隶，全部是汉文、藏文一字不识的“双文盲”。他们正开始学汉话。我到三部的第三天，领导决定让我给藏族学生上课。之前三部的政治课是进行“广播教学”：教师坐在话筒前讲课，学生坐在各个教室里听广播。正巧那几天广播坏了，教师要到大教室里同学生面对面地讲课。天哪！当时的我既激动、又紧张。学生不懂汉话，我又不会藏话，所以是带着翻译老师进教室的。记得我讲的内容是党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方针政策；农区实行“三反双减”（“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双减”：减租、减息）；牧区实行“三反两利”（“三反”同上；“两利”：牧工、牧主两利）；寺庙实行“三反三算”（“三反”同上；“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

张老师与学生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由于我刚来公学，对西藏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讲课中举的例子是刚从学生诉苦材料中找出来的。但同学们课堂上的反响却是异常强烈的。由于党的方针政策是同他们直接相关的，讲到的事例也是他们亲身感受的，所以学生们听了以后，马上活跃起来，时而热烈鼓掌，时而满面笑容，时而又群情激愤，整个课堂气氛显得异常热烈。就连我这教学新手的情绪也被鼓动起来了，讲课的嗓门也至少提高了八度。下课了，学生们马上围上来同我握手，道：“亚古嘟！亚古嘟！”（好、好、好！）、图其切！图其切！（谢谢啦，谢谢！）师生的感情一下子贴到一起了！这堂课使我太受鼓舞了。从此我下定决心到学生中间去，向他们学习、为他们服务。1960年10月开始，我住进了学生宿舍，这一住就是十多年。这对我来说太难忘啦！

我结交的第一位藏族朋友

我的第一位藏族朋友叫次仁宗波，是旧西藏一位无父无母的奴隶。我们是1960年10月1日认识的。那天，咸阳市为庆祝建国十一周年，在市体育场开大会。西藏公学的师生都排队参加了。次仁宗波是三部二十三班的学生，会场上我同他正好站在一起。他来内地刚半年多，就可以说不少汉话了。他听过我上课，认识了我，主动跟我打招呼：“老师您好！老师讲课亚古嘟！我一定好好学习。”交谈中我知道他和妹妹都是奴隶，是一起来内地学习的。由于语言限制，初次相识，只进行了一次情感交流。

张老师（左二）与次仁宗波（右一）兄妹合影

1960年12月，我患了浮肿病住在医院里，他来看我。当他看到我身边放的一本《西藏歌谣》时，忽然告诉我：“老师，这里面有我的爸爸，就是阿爸旦增，那个牧童就是我的哥哥！”接着，他给我讲他家的苦难史：“我的阿爸旦增，原是农奴，由于生活困难，曾向领主借一克青稞，领主嫌他无法还债，在粮还没有到手时，先要扣下两克的利钱。这样，一粒粮食未见，就欠下了领主的债，强迫他当奴隶顶债。阿爸拼死拼活地干了几年，债不但没有还上，反而变成了千克债！后来阿爸被领主活活地打死。哥哥怀着对领主的刻骨仇恨，面对吃人的旧西藏，跑到了高高的山坡上，高声唱出了一首悲愤的歌：‘阿爸旦增啊！请您告诉我，没见一粒粮，怎么变成了千克债？！’以后，领主又逼着哥哥去顶债，又被领主活活打死。为了逃债，妈妈带着我去讨饭。后来妈妈饿死了，我自己也做了奴隶。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我从苦海里救了出来，送到祖国内地来学习。”

从次仁宗波一家的遭遇中，我认清了万恶的旧西藏的反动本质，从而激起了我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无比仇恨，对百万农奴的深厚感情和对我们的学生的深深的热爱。下定决心，虚心向他们学习，好好为他们服务。以后，我同次仁宗波成了挚友。民院一度撤销时，他回了西藏，但我们并未中断联系。学校恢复后，我们一起去日喀则招生，一起在预科三班工作，他当班主任，我是班上的政治教师。十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他是一位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踏实、朝气蓬勃的好党员，好同志。很不幸，1976年他患膀胱癌病逝了，我失去了一位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亲密无间的好同志。今天，我们分开已经四十多年了，但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我第一次去西藏

在民院工作几十年，往返西藏十多次，最长的一次在西藏工作十八个月。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还是1964年我第一次去西藏。

1964年7月中旬，组织决定让我带队送104名肺结核重病学生回西藏。由于他们的病情太重，在内地无法治愈。学校决定，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后，送回西藏，给他们安排工作。这些学生是从肺结核隔离室和疗养所集中起来的。有的病号肺部已经“空洞”了，是用地板车拉到火车站，由人架上火车的。与我同行的有两名医生和两位老师，我是队长。领导交代的任务是：“安全地、健康地把学生送到西藏！”

1963年，肺结核学生所在的班级政治训练班合影

1964年7月20日，我们乘火车从咸阳出发，22日到达甘肃柳园转运站。青藏公路桥梁坏了，我们在柳园等了7天。28日乘汽车去拉萨。一过格尔木，我们的几位汉族同志就开始高原反应：头疼、呕吐、睡不着觉。一到沱沱河，我头疼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但令我们惊喜的是，我们的病号学生却开始兴奋起来，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一翻过，他们都高兴地唱起歌来。他们都是在西藏高原长大，适应这里的气候。由于西藏紫外线较强，肺结核病菌难以存活，所以，他们在西藏没有受过结核病感染，一到内地，抵抗不了结核菌的侵袭，患上了结核病。在内地难医，一到西藏，就好治了。8月3日上午，路上整整十五天，我们109名师生安全地、健康地到达了拉萨。可喜的是，我们那几位在咸阳由人架上火车的病号学生，到拉萨后居然可以爬楼梯上楼了（那时自治区筹委会有一座楼梯很陡的三层旧楼）。8月6日，我去自治区筹委会人事局帮助审查学生档案和帮助搞学生的分配工作。至此，组织交给我的送病号学生的任务胜利完成了。接着开始招收新生了。

那时招的新生是各地区选送上来的。在拉萨，我接收了从山南、林芝、拉萨送来的51名学生。8月12日，我带着这些学生乘汽车从青藏路回内地。途经当雄、安多、五道梁、格尔木、柳园、兰州。在号称“生命禁区”的五道梁住了一晚上。人们说“到了五道梁，喊爹又叫娘”（是说缺氧难过的难以忍受），我们在这里呼呼大睡没有高原反应了。8月22日上午，我们50多名师生安全地回到咸阳，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我招回的这51名学生，加上其他地区招收的56名学生，就是我后来带了六年多的预科七、八班。五十多年了，我同他们的师生情谊至今仍一直延续着！

【作者简介】张元坤，男，1933年1月生，汉族，江苏省丰县人，中共党员，教授。1960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政治教育专业。同年8月，响应国家“支边”号召，志愿进藏，被分配到我校任教。曾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著和伦理学、行政管理学等课程。先后担任西藏民族学院政治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学院党委委员等职。1984年4月被陕西省委科教部、省教育工会授予“全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称号；1989年11月，《教学改革和教书育人经验》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991年6月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团中央、全国教育工会授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1991年6月被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西藏自治区优秀专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