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中旬，应老同学之邀，到陕西咸阳阔别近50年的母校——西藏民族学院参加藏文系同学的聚会。久别重逢，物是人非。当年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同学如今都成了年逾古稀、满脸沧桑的老人。大家漫话别情，畅叙友谊，思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在民院难忘的岁月。
1964年8月，我考入西藏民族学院（当时为西藏公学）藏语文系。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国计民生仍处于困难时期。对于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能考上大学喜出望外。特别是入学后看到独具民族特色的教学楼、图书馆，宽敞平坦的校区道路，赏心悦目的花园绿地，欢声笑语的藏汉族师生，更觉得心满意足。
在随后的学习中进一步了解到，民院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在祖国内地为西藏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当时西藏唯一的高校，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已经为西藏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在西藏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发挥了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很有特色，从会计科、藏语文系、师范科到预科，都是根据西藏的实际需要确定的。从藏文系看，分设本科、专科和藏训班，设置不同的学制，培养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预科学生则从基础课学起，再转入专科学习，体现了民族学院的办学特色。
国家对民族院校很重视，在生活上对藏汉族学生给予了特殊照顾。60年代中期，民院的学生生活标准是每月15.6元，从助学金中解决，高于其他大专院校。有时西安一些大学的同学来民院访友，也对民院的伙食很羡慕。就餐时，主副食虽然定量，但女同学饭量小一些，常常支援男同学，既保障了身体健康成长，也增进了同学间的友情，至今记忆犹新。
学习藏语文，除了基础知识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练好口语。系里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口语水平，专门组织我们与师范科的藏族同学互帮互学，“大说大讲”。开始我们有些拘束，怕说错了出洋相。后来相互间逐渐熟悉了，胆子也大了，学生不耻下问，老师诲人不倦，一学期下来，我们的藏语口语水平逐步提高，藏族同学热情大方、淳朴友善的品德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学校的活动安排也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学习，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农忙季节则走出校门帮助咸阳市区一些社队秋收。劳动既是一种体力锻炼，也是一种思想升华，有利于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劳动人民本色。六十年代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学校每周六晚上安排放电影，大家不约而同搬个凳子观看，自得其乐。
斗转星移，第一学期很快过去了。1965年4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学校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这是学校的第一次腾飞。学校的更名适应了西藏社会变迁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西藏发展的关心和重视。我们这一届同学是学校第一次更名的见证者和受益者，无不感到高兴和自豪。在校期间，大家学习都很勤奋，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当年5月，我（藏文系一班）和本班的崔瑞芳，二班的刘振忠、张健存等四位同学经学校党组织批准，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系里第一批学生党员。这是党组织给予的政治生命，也是校系领导和老师呕心沥血培养教育的结果。入党是政治进步，更是新的起点和责任担当。入党50多年来，我始终珍惜这一荣誉，激励着我不忘初心，在不同的岗位上践行入党时的誓言。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标志着西藏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因需要大批干部进藏工作，当时学校决定藏文系一、二班同学进藏参加“三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实践中进行专业实习。第一次进藏走青藏公路，坐大卡车，长途跋涉，又面临高原缺氧，可谓严峻的考验。但当时正是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艰难困苦无所畏惧，一路欢歌到拉萨。9月下旬观看了后期中央代表团庆祝自治区成立的一些文艺演出，还受到了自治区党委书记兼民族学院首任院长张国华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受到很大鼓舞。10月，藏文系一班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后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参加“三教”运动。学校车得驷老师带着我和同班的刘兰兰、宗竹琴三位学生组成工作组进驻该县艾马区普奴乡学奴村。我住在一位叫喜洛的藏族群众家中。他家里人不多，只有母子3人，其母亲50来岁，喜洛20多岁，还有一个叫达娃的弟弟。按照工作队的要求，与住户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喝酥油茶、青稞酒，吃糌粑，捡牛粪等藏族群众的生活习惯，就是在“四同”中学会和适应的。藏族群众热情好客、憨厚朴实的品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66年6月，历时半年多的“三教”工作结束了。对于第一次进藏、第一次走向社会的学子们来说，在实践中经受了风雨锻炼，增长了知识才干，学到了课堂上、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与藏族人民特别是“四同”户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和不解之缘，藏语口语水平也有了新的提升。
同年7月，参加了“三教”工作的两班同学在拉萨集中。根据西藏工作的需要，学校决定进藏实习的100余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二左右提前毕业留在西藏工作；三分之一左右回校继续学习；我和本班的刘兰兰、二班的李良略、庄乾胜、刘明翠等5名同学经学校推荐，自治区有关部门批准，保送至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深造。这个好消息出人意料，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出人意料。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兴起，谁也不知道“文革”要搞成什么样子，什么时候结束。回校学习的同学走了，提前毕业的同学也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剩下我们5位同学则按自治区人事局的意见暂留拉萨，由他们负责与中央民院联系办理转学事宜。等候期间，我们几位同学暂时分到区直有关部门临时帮忙。我被分到自治区妇联机关帮忙，主要是参加相关会议，整理简报、材料等。当时“文革”之风已呈燎原之势，首都高校首当其冲。学校招生和正常的教学秩序已被打乱，区人事局让我们继续等待，并安排我们参加拉萨“三教”二团的集训，除了政治学习外，主要学习办人民公社的有关政策文件。
当年11月，我参加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柳梧乡的办社工作，工作队中还有从县、区和部队抽调的干部。我仍然住在群众家中，坚持“四同”，白天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晚上与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办社政策。12月下旬，当办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时，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为贯彻中央指示，自治区党委要求撤回工作队，是否办社由群众商量决定。
1967年2月初，按照自治区人事局的意见，我们回到西藏民族学院。但当时受西藏和陕西西安地区“文革”的影响，学校的“文革”也处于两派争斗的动乱时期，无法正常上课。这种动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68年。由于“文革”的影响，学校原来良好的教学秩序、和谐的师生关系及亲如手足的民族情感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教训十分沉痛。
1968年9月，结束了4年的民院生活，离校赴藏工作。这4年，从入校学习到进藏实习，再到“文革”动乱，经历了人生中太多太大的风云变幻，岁月峥嵘，跌宕起伏，终生难忘。我们这批同学与学校的命运紧密相连，是“文革”动乱的经历者和受害者，因“文革”打乱了原定的教学秩序，影响了本科专业的学习和深造，也给后来的工作乃至人生道路造成了遗憾。
我们又是幸运者。在校期间，亲身经历了学校的更名，见证了学校和西藏社会的发展变迁。藏文系68届毕业生成为学校更名后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并由此成为同学们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是学校领导和老师教书育人，使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做事；是所学专业搭起了桥梁，拉近了与藏族人民的距离，加深了感情，促进了工作。我进藏后，根据当时的政策，先分到林芝地区驻军52师学生连接受再教育，后于1970年6月分配到拉萨市米林县（现属林芝市）工作。1984年10月调到拉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1991年内调回原籍河南省临颍县人大常委会。在藏工作20多年，把青春年华献给了边疆无怨无悔。在藏期间所见所闻，民族学院毕业生遍布全区各条战线，其中大部分人已成为领导骨干或业务骨干，在西藏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说明，民族学院桃李满天下，不愧为“西藏干部的摇篮”。
岁月悠悠。50多年过去，西藏民族学院同全区、全国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16年老同学聚会时，欣闻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从2015年4月28日起，学校第二次更名为皇冠正规娱乐平台，为西藏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是母校的又一次腾飞，是党和国家的厚爱和信任，也是西藏全区各族人民的期待和厚望。我作为民院的学子，和母校一样倍感欢欣鼓舞和自豪。衷心感谢母校的培养教育之恩，诚挚祝福60华诞的母校永葆青春，越办越好！
一、学生证、毕业证（复印件）
【个人简介】何献坤，男，汉族，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人。1964年8月至1968年8月，在西藏民族学院藏语文系学习，其间，1965年9月至1966年7月进藏实习，并参加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三大教育”运动；1968年9月至1970年5月，在西藏林芝地区驻军52师学生连锻炼；1970年6月至1984年9月，在拉萨市米林县（现属林芝市）工作，历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常委、副县长等职；1984年10月至1991年11月，在拉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历任办公室副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91年12月，内调回原籍河南省临颍县人大常委会工作，任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正县级）。2005年3月退休。
